2007年10月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但来得急而且来得猛，2008年8月美国财长推出7000亿美元TARP计划，向银行大量购入呆坏账，可惜2008年9月出现雷曼事件，令7000亿美元不够应付。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挽救经济计划，A股首先反弹。美国在总统大选后的2009年3月批准量化宽松(QE)，美股才止跌回升。其后各国政府亦有类似计划，令全球的金融海啸退潮。今天的投资者不但未能忘怀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那段日子的损失，面对欧债危机，担心全球经济会否出现二次寻底，因为1932年至1936年美国股市回升四年后，出现二次寻底。如何保障你个人财富已成为首要任务。

欧元区衰落难逆转

欧债危机来源是因为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券风险不断上升，导致欧元区经济不稳，有些经济学家称这场欧债危机为“衰落中的危机”，起因是欧洲一如美国已进入去工业化期。欧洲在过去面对新兴国家出口竞争力不断上升，令欧洲诸国工业产品竞争力渐失。在政客推动下，政府提供各种福利去阻止人民生活水准下降，支持各种福利的资金来自政府大量举债。1980年起美元利率不断下降，令借钱利息负担日渐减少，虽然举债数目越来越大，仍负担得起利息开支。

2000年欧元区成立，使竞争力强的德国、法国货币同竞争力弱的南欧国家货币捆绑在一起，其他欧洲国家成为德国、法国货的出口市场。透过银行制度，德国和法国的资金又回流南欧国家。南欧国家在未加入欧元区前，因货币弱需面对高利率支持汇价，加入欧元区后当地利率大幅回落，刺激那些国家的楼价大幅上升。资产价格上升创造了虚假的繁荣，直到2007年金融海啸后，资金从欧洲回流美国，欧洲国家的银行被迫收紧信贷，引发欧债危机。

欧元区说到底不是一个国家，不像美联储面对的是一个国家，欧元区境内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一致，令欧洲中央银行面对欧债危机时，没法像美国联储局那样积极。2012年第一季欧洲GDP负增长0.2%，如第二季GDP仍是负增长便确认重陷衰退。不但希腊主权债券有可能违约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及爱尔兰问题亦无法解决。

问题是欧元区去工业化之路已无法逆转。今天德国、法国等银行已无力再贷款给南欧国家，不但这些国家已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失去借钱能力，同时资金由欧洲回流美国。欧债危机已渐渐变成政治危机，2009年底本人早已指出：欧债危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理由是欧洲经济早已进入衰落期，导致人民收入下降、国家负债大升，今天政府已无法举债去增加人民福利。唯一解决方法是将欧元大幅贬值，把问题由欧洲出口到美国，但相信美国政府绝不容许上述情况出现，日本经济已衰退22年，美国政府仍不容许日元贬值。欧元区对全球经济影响力远超过日本，过去22年全球经济可以在日本衰退下保持繁荣，面对欧元区衰退，情况又如何？

中国须缩减贫富差距

中国又如何？

面对欧债危机，去年12月人行开始放松银根。今年首4个月中央政府支出较去年同期上升26.6%(同期收入只上升12.5%)，相较2009年首4个月，中央政府支出上升31.7%(同期收入减9.9%)，亦不算弱。与2009年不同，这次地方政府面对10.7万亿人民币地方负债，因此未能加入刺激经济行列。只靠来自中央政府增加开支，估计可使今年中国GDP上升7.5%。如外围情况进一步恶化，则有可能回落到7%左右，无论是7.5%或7%，只会出现软着陆，不会出现类似1990年的日式衰退。

中国政府目前负债率相当于GDP的20%，和其他国家比较可以说是偏低，美国接近100%，日本236%，法国89%。不但如此，今年中国GDP增长率是7.5%，美国少于2%，日本1%，欧洲更出现负增长。国民储蓄率方面，美国是7%，日本是25%，中国接近50%。美国、日本及欧洲政府的负债大部分来自福利开支，中国政府的负债是用作基建投资，日后将有回报。不但如此，中国政府的负债和日本相似，日本政府债务约96%由民间持有、外国人很少持有，中国情况亦一样。日本政府虽然负债高，但10年债券利率仍低于1厘，不像希腊等国家，因为60%的国债由外国人持有，一旦遭到抛售，可令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到6厘以上，令政府无法负担利息开支。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期，出口股、制造业、航运股等受到不利因素影响，反之消费股、内需股等表现仍不俗。A股经过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大幅调整后，另一个指数低点在去年12月出现。但外围环境如此差，令A股今年涨不起来。

一项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在今年5月首次发表的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》指出：中国家庭储蓄率分布极不平均。55%中国家庭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的，但最高收入家庭储蓄率却高达60.6%，即中国家庭贫富不均情况极为严重。2012年中国有55%的人口每月收入少于1500元人民币，财富集中在1%到3%的人口手中。55%的人口生活只够温饱，反之1%到3%的人口却挥金如土。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问题，注意力应集中在财富重新分配上而非令GDP保持高增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