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一世好彩!’苏民峰第一次见到我,就以此四字赠予本人。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,虽然自小家贫,但我一生人的确几‘好彩’。
千金难买少年穷
我好彩,因为我有一个好母亲。
我老曹十三岁那年,父亲过世,家境自然贫困。母亲做工厂女工撑起头家,令我们三兄弟可以继续读书,一份人工扣除房租、学费等必须开支,每月伙食费只剩下65元。我负责买餸,读中一到中五这五年,每天就是用2元变出‘三餸一汤’ – 用鸭血、大豆芽菜和豆腐滚汤,然后再分别烹调这三样食物。连续五年,差不多每餐都是同样的‘三餸一汤’。
贫穷,令我的童年不时处于惶恐之中,例如担心没钱交租,要看‘包租婆’的晚娘面孔,或没钱交学费不敢返学。更有一次,有邻居不见了‘一粒金’,立即就怀疑是我老曹偷,要搜我身,我自然反抗,但母亲却同意让人搜我身,结果自然一无所获。最后邻居在自己房间某处寻回那粒金,不但没有向我道歉,反而说‘你咁穷,偷金系迟早既事’。这句话刺得我好痛,母亲就劝我‘做人要争气,唔好同人斗气’。
童年时朝不保夕的感觉,加上给人看扁的经历,我老曹决定要‘争气’,努力工作和投资赚钱。
记得中学毕业时,同学们一起谈人生目标,我老曹的回答十分直截了当 – 要以一切合法手段去赚钱!我老曹1968年识女朋友(今天的曹太)时,亦对她说自己的梦想是‘富有’,令她可以过舒适的生活。
我永远对金钱饥渴(hungry)和贪心(greedy) – 即使到今天,我的财富已足够家人几代都生活无忧,但仍不能改变这种心态。
中国人对‘贪’字一向有负面演绎,主张‘安贫乐道’,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却十分强调‘贪心’,明白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,不过当然要‘贪’得其所。
‘少年穷’的感觉令我一生都对金钱饥渴,反之我太太是全世界最不贪心的人,1980年当我老曹赚到第一个100万元时,她已叫我退休。如果不是我老曹贪念作怪,二十五年前已‘安贫乐道’,现在可能已是维园阿伯。
有智慧不如趁势
1967年,我老曹中学毕业,考试成绩不错,但家境贫穷无法负担预科的学费,于是决定出来工作。
母亲主张我学一技傍身,因而投身当年最大的工业 – 纺织业,学维修纺织机。做了六个月,因受不了工厂内的酷热、噪音及轮班制,结果在1968年转行做假发,认识了今天的太太。过去四十年,香港纺织业由盛极而衰,甚至从香港消失。若然我1968年没有离开纺织业,自己的一生又会如何?
认识女朋友后,因为没钱拍拖,加上认为假发业不是长远安身立命之所,1969年我便转行做股票,成为人生另一‘好彩’转捩点。我老曹可说是误打误撞加入证券行工作,理由是当年一位同学的伯父买了个股票经纪牌,要一个识英文的人帮他处理文件。
当年自己连股票是什么都不晓,却去了证券行做,然后看着恒生指数由1969年入行时70点升至2007年23,000点以上,升幅超过三百倍,真是‘盲既都赚到钱’。所以我经常说‘有智慧不如趁势’,做事‘三分努力、七分天意’,如果你连三分努力都不肯付出,便不要怨天;反之,如果你付出七分努力仍没有成就,此乃天意,因为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许多时人生是充满无奈的。
工字不出头
开始打工时,前辈已跟我老曹说‘工字不出头’,于是我1969年开始学人投资。事实证明这个说法完全没错,到了今日,我老曹的财富85%来自投资回报,只有15%来自三十八年薪金减去每年开支储下来的资金。
当年为了筹集资金投资,加上要花钱拍拖,我不但投稿到报馆赚稿费,又在每天三时半收市后,到股票行隔壁的洋行打英文信,再到旺角教书,晚上替人补习英文。因为投稿到《明报晚报》获得刊登,认识了当时任职编辑的林山木兄,不但令我半生与报业结下不解缘,同时有机会投资《信报》又赚一笔。
1969年,我用5,000元积蓄买股票,1971年已赚得20万元,到了1973年更变成50万元,并非我老曹智慧特别高,而是时势造英雄,当年恒生指数由不足100点上升至1,700点,上升十几倍。
那几年风高浪大,我在1971年就因有勇无谋而买了第一个教训。当时我大概读过三几本有关投资的书籍,便自以为好懂得投资技巧,学人做孖展炒股票,结果1971年中国宣布加入联合国,恒生指数在三个月内由406点跌至278点,跌幅31.5%,其实只是‘小儿科’,但因为自己做孖展,加上不晓得止蚀,1971年赚得的20万元,只剩下7,000元。
之后我痛下苦功,读完十本八本投资学的书,拿着剩下的7,000元,誓要从头再起,到了1973年1月,我老曹感到股市已升到疯狂地步,极不合理,于是卖掉手上所有股票,拿着50万元现金。我当时也曾向自己任职股票行的老板作出忠告,提醒他小心,1973年1月至3月股市再由1,200点升到1,700点,老板认为本人危言耸听,意见分歧之下,老板叫别人接替我的工作。
既然投闲置散,又不准备入市,有大量空闲时间倒不如去结婚。我用10万元搞婚礼,15万元买楼,又与太太到菲律宾度蜜月。
那次蜜月旅行,是我老曹第一次坐飞机,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好笑。我带着一架名牌相机、一部八米厘摄影机(相信有十磅八磅重)、三套新西装、二十筒彩色菲林(当年香港仍没有彩色冲印服务,回港后要寄到日本度晒),到马尼拉住半岛酒店,穿西装去百胜滩,出尽洋相兼热到出热痱;再加上背着十几磅摄影器材跑来跑去,实在异相,今天已不敢再将当年照片给人看。
其实我老曹根本不喜欢摄影,当年为什么这样做?目的是告诉全人类:我赚了几十万元,可以‘豪’得起!今天见年轻人一下子赚了几百万元胡言乱语,便想起当年自己的怪异行径而失笑。
三十岁前发达 家门不幸
避过1973年股灾,我老曹自以为是投资天才,在股市中可以跑赢所有其他投资者。到1974年7月,恒生指数已由1,774点跌至478点跌了73%,应该入市吧!当时我选中买和记,由每股8元开始一直买到每股1元。结果1974年12月恒指跌至150点时,自己的50万元投资只剩下10万元价值。今天回想,那是自己另一个‘好彩’。我现在很感谢和记洋行,让我在三十岁前上了关于投资的宝贵一课。不但知道股市‘专收精仔’,自己的投资知识绝不足够,更从此学晓一句‘止蚀不止赚’,一生受用。那次总结到的经验是:三十岁前发达,家门不幸!一生总要‘衰’一次,愈年轻愈好,因为年轻时输掉大部分身家,日后仍有很多时间让自己将它赚回来。
屋漏更兼连夜雨,1974年投资‘损手’,同时我又遭任职的投资公司遣散,困窘之下,差点想自杀。1975年我发誓,自己有生之年,不容许同类事件(因股灾而投资大幅亏损)再次出现,‘止蚀不止赚’,至今逾三十年,总算平平安安。每次股灾来临时,我老曹都因行使止蚀策略而巧妙地避过。
我的趁势创富路,再次证明‘三分努力,七分天意’,如没有九七问题,相信本人不会投资伦敦物业,更不会买十间这样多。到2005及06年我分阶段卖出上述物业,至今已卖出八间,仍有两间在沽售中。平均获利100%,当年只付楼价20%;换言之,十年回报超过五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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